2025年12月17日，国际学术研讨会“探索新的持久和平之路：新时期创新维护战后世界秩序新实践”在上海举行。本次会议由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与观察者网联合主办，采用线下线上结合方式进行，来自中国、日本、俄罗斯、韩国等多国的专家学者围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风险、琉球法律地位、《联合国宪章》“敌国条款”的当代意义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。
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创始主任安德烈·科尔图诺夫在主旨发言中强调了尊重历史、警惕落入历史“陷阱”的重要性。他指出联合国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，在防止纳粹主义、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卷土重来上发挥着机制性的作用，作为学者在当下世界和平面临威胁的大背景下，需要携手努力，维护历史真相和人类的基本共识。“区分旨在追求真相的严肃学术探讨，与出于政治目的蓄意伪造历史、炮制完全错误叙事的行径。后者是对历史本身的亵渎，也是对无数逝者与人类良知的背叛。”
以下为主旨演讲翻译整理稿。
安德烈·科尔图诺夫：能参与此次活动，我深感荣幸。值此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时刻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不仅是一个及时的主题，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。我对此表示由衷欢迎，并很高兴能为正在上海进行的这些深刻讨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作为一名历史学者，我对于历史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，始终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情。这种复杂性源于历史本身赋予我们的双重责任。
一方面，我们绝不能忘记历史。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与记忆宝库，是我们构建身份认同的根基，也是我们理解世界、认知自我的坐标系。一个遗忘历史的民族，无疑将失去通往未来的罗盘。那些镌刻在岁月中的经验、教训、辉煌与伤痛，共同塑造了今天的我们。
但另一方面，我们同样不能成为历史的囚徒。沉湎于过去，尤其是不加辨析地固守于某一段历史叙事，会蒙蔽我们的双眼，束缚我们迈向未来的手脚。我们必须在铭记历史的同时，保持向前看的勇气与智慧，去追寻新的机遇，迎接新的挑战。因此，我认为可以公允地说，每一个国家都拥有一部厚重的历史卷册，其中包含无数篇章。而我们对待这些篇章的态度，往往是有选择的。
有些篇章，我们乐于反复重温，时常回顾，因为它们给予我们希望、灵感与鼓舞。有些篇章，我们或许将其束之高阁，自认为已了然于心，觉得其中再无新意。然而，历史中总存在那样一些篇章——它们记载的可能并非民族的荣耀，而是耻辱或创伤——以至于我们内心或许会产生一种重写甚至抹去的冲动。这恰恰是历史最需要我们审慎面对的部分。
当地时间2025年11月7日，俄罗斯莫斯科，游客走过一件苏联时期的火炮，当日红场举行展览，纪念1941年二战“莫斯科保卫战”84周年历史性阅兵。
每个国家都应警惕落入某些历史叙事的“陷阱”。一种常见的陷阱是沉溺于“受害者心态”。当某个民族习惯于在整体历史叙事中将自己始终定位为受害者，认为自身遭受了不公，贡献未被认可，这种心态极易衍生出一种“特权意识”，仿佛世界亏欠于己，理应获得补偿。另一种陷阱则相反，是沉湎于“凯旋者传奇”。即坚信自己的道路、自己的价值观代表了历史唯一正确的进程、唯一的真理与正义，理应成为普世的榜样与文明的典范。
这两种思维定势，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，都可能扭曲我们的判断，阻碍真正的理解与合作，是我们必须竭力避免的。如果我们渴望和平共处，希望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教训，就必须培养一种自我批判的视角，以更为开放、多元的态度审视自身与他者的历史。
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今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——联合国时，我们看到的正是历史教训与政治智慧结合的产物。联合国不仅是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与合法性的全球多边机构，它本身也是历史妥协的体现。1945年，来自不同意识形态、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——代表西方自由民主的国家、社会主义的苏联以及当时仍陷于惨烈内战的中国——能够搁置巨大分歧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汇聚一堂：建立防止纳粹主义、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国际防护机制。这一成就本身，就是一项基于共同历史教训的伟大妥协。它需要牺牲，更需要超凡的政治远见。
1945年4月，50个国家的代表举行了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。
过去近八十年，尽管局部冲突与战争从未间断，但这一体系在维护全球整体和平、避免再次爆发世界性大战方面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然而，今天我们正目睹这一战后历史共识与国际秩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。一种危险的倾向正在滋生：试图颠倒黑白，将历史上的侵略者美化为受害者，而将真正的受害者污名化；有人刻意淡化甚至否认二战期间侵略国犯下的骇人战争罪行，并荒谬地暗示受害方也需承担部分责任。这种对历史真相的系统性篡改与歪曲，是我们绝对无法承受的。
如果我们遗忘了二战在欧洲和亚洲造成的深重创伤与惨痛教训，我们将很难避免历史悲剧以新的形式重演。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，大国间若爆发全面冲突，其代价可能是我们整个现代文明的终结。这绝非危言耸听。
当然，强调维护历史真相，并不意味着要求历史学家在所有具体细节上达成铁板一块的共识。对于二战中的许多事件，存在不同的解读与叙述是学术研究的常态。我们应该尊重基于事实的学术争论，鼓励通过研究不断澄清史实、厘清模糊地带。然而，我们必须划清一条明确的红线：那就是区分旨在追求真相的严肃学术探讨，与出于政治目的蓄意伪造历史、炮制完全错误叙事的行径。后者是对历史本身的亵渎，也是对无数逝者与人类良知的背叛。
因此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历史学者乃至更广泛的知识界，肩负着一项紧迫的专业与道德责任：我们必须坚决抵制任何篡改历史的企图，防止虚构的叙事取代真实的历史，防止虚假的“事实”掩盖鲜血铸就的真相。
我衷心希望，此次在上海举办的会议，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强劲动力，推动来自历史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国际关系与安全研究等不同领域的各国学者与专家，开展更加紧密与真诚的合作。在这个信息纷杂、篡改事实甚至制造虚假印象变得空前的时代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携手努力，维护关于那段人类共同历史的基本共识。
我相信，本次会议的讨论必将富有成果。这些成果不仅将帮助我们以更正确、更清醒的方式看待二战历史，也将为我们未来在处理其他具有争议性的民族历史篇章时，提供宝贵的合作范式与智慧启迪。唯有共同守护记忆的底线，我们才能为人类携手前行，开辟一条更加和平、公正的未来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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